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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一审检察院向同级法院提出请求，由同级法院直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请求（一审检察院——一审法院——全国人大常委会）。

如前所述，行政法以行政权为主要规范对象，包括对行政权的确认、保障和监督，而行政权力能力是法律赋予政府或行政机关从事行政活动的必要前置条件，它既可以是宏观抽象的，如以《宪法》确定的行政权力，也可以是微观具体的，如以《行政许可法》确定的行政许可权。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务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承担责任的行为。

笔者一直认为，任何事物之间所谓化的前提，必须是各自独立并且发达，行政法私法化亦同样如此。第二，担保私权实现性质的行政法与民法在获得同一法律关系的同时，又各自具有独立且相似的系统或关系。[41]作为法治重中之重的行政法治也必然要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因为法治政府不仅意味着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定依据，不越权，不失职，不滥用权力，而且要求内容合理、程序正当，将公平正义作为衡量法治水平的首要标准。与此同时，只有民事主体平等才可能实现私权自治，平等是所有民事活动的逻辑前提。2010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行政合同：政府与民事主体之间是一种合同关系 行政合同是政府或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而达成的协议。这种同构性具体表现为： 第一，在法的功能实现上，担保私权性质的行政法与民法获得同一法律关系。例如，全国最高法院公布的2013年法院审理政府信息公开十大案例中就存在一例公民个人因为自身利益，而提起的要求环境信息公开的行政案件。

[[32]] 孙笑侠：《论法律与社会利益—对市场经济中公平问题的另一种思考》，《中国法学》1995年第4期，，第54页。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请求公开的信息包括了政府环境信息和企业环境信息。类似情形，美国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探索由公共政策向公民法律权利转变的可能性及可行性。[[47]]如果公民只是被动的因国家积极的环保行为而受益，对于我国特殊情形下的环境权保护是不够的。

就环境利益而言，环境立法一则属于对环境权主体利益的整体承诺，二则在一些环境权主体还未对环境权益认知的情况下的利益前置，这有利于环境权的整体保护和实际效果。[[30]]请求权是人民主权原则映射的权利保障理论的具体内涵之一，即人民请求让渡出来的国家权力为了公益以及个体正当利益，积极行使。

[[16]] 参见徐以祥：《行政法上请求权的理论构造》，《法学研究》2010年第6期，第34-36页。当代宪法解释的主要目的或功能就是，通过有说服力的、客观的宪法解释及时地解决社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冲突或问题。在第五阶段，即法律的社会化阶段，法律的重点从个人利益逐步转向社会利益。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同意公开其中的一份文件，另外3份文件中有2份属于内部事务形成的信息，不宜公开，而《项目环评影响报告表》是企业文件资料，不属政府信息，也不予公开。

人民主权原则通过宪法确认并映射在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上，意味着公民有权要求国家行使职权，积极作出某种行为来服务人民，即体现公民权利产生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为公民权利服务，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宪法原理。其一，宪法第33条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39]]所谓知情权又称为了解权、信息获得权。[[2]] 《74个城市空气质量仅3个达标》，《新京报》2014年6月5日，第14版。

[[41]]再如我国修改后的环保法第6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社会权属于积极权利并具有国家依赖性，所以社会权的主动请求权功能，不但符合社会权的特点，也更有利于社会权的保障。

[[17]] 在环境法上，大多数学者主张环境权具有请求权功能。其次，环境权的请求权功能在逻辑上介于防御权功能与受益权功能之间，具有功能结构上的不可或缺性。

水、阳光、空气等环境资源，如果缺少它们，人们每天的生活无法正常进行。公民可以请求国家对环境条款和人权条款进行解释，明晰公民的环境权的内涵及国家的尊重和保障义务。依法公开情报是政府的义务，政府应当定期真实的公布情报。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卢梭明确地提出了主权在民的主张。我国修改后的环保法第53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公开环境信息、完善公众参与程序，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提供便利。环境权的防御权功能指向的主要是公民的被动防御环境被侵害的行为。

[[5]] 参见张震：《作为基本权利的环境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2-42页。三、环境请求权功能的权力指向 环境权的防御权功能针对的对象既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企业等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因为只要有任何行为主体侵害公民的环境利益，公民都可以依据环境权的防御权功能采取防御行为，这是环境利益的特殊性及复杂性所决定的。

但此规定只解决了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及条件问题，环境公益诉讼的取证以及针对国家的消极环境保护行为能否提起诉讼，尚未确定，因此在此种情形下，也需要启动公民的环境请求权功能。[[4]] 20世纪90年代关于环境权研究的代表性文章有，李艳芳发表在《法律科学》1994年第6期的《环境权若干问题探究》，吕忠梅发表在《法学研究》1995年第6期的《论公民环境权》，陈泉生发表在《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的《环境权之辨析》，陈泉生发表在《法学评论》1999年第2期的《论环境权的救济》等。

我国现行宪法于1982制定之时即在第9条和第26条规定保护环境的条款。[[20]] 基本权利的功能体系均有其固有的结构与内容

他说：现在让我们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抑制为建立拟议的政府而出现的经费增加的问题。其他不在宪法中规定代议会期长短的国家也多采用了全年制会期，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这似乎显示，宪法不固定会期的期间，为全国人大拉长其会期预留了空间。汉密尔顿关于代议会期的论述提出了一个考虑代议会期长短的新理由，即节约政府经费。

概括起来，从洛克到密尔，这些近代宪法理论家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认为代议机关不必经常开会，是因为他们对代议机关职责的认识局限于中世纪传统，即立法少而简单。然而，后者常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原理。

[15]这一洋溢着革命激情的宪法借全年制代议会期表达推行人民主权的政治意识。[35]恰恰相反，这是一种穿插于长闭会期中的超短会期，其特征是，每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实际开会时间极少。

[11]代议会期的基本原理亦复如此：政府越强大，代议机关就越应该实行长代议会期。代议机关行使着决定征税、弹劾高官、受理请愿、立法的职权。

这就是君主制下人民要求代议机关定期集会的基本理由。第二次会期自偶数年1月3日起，至次年1月2日止，[13]即全年制会期。不妨说，宪法的代议会期规范的时间规则实质上是依据常理，命令代议机关以精益求精的代议态度和高水准的代议行为议决预算案。因而，长代议会期应转化为代议机关每年的大量实际开会时间。

美国从第一届国会起，历届国会的会期都有记载。鉴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并不公开说明其决定会期长短的理由，这里只能借助于其他信息分析持续压缩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的具体时间的因素了。

少的，开一两次，有时一两个月不开会。它更说明，1954年《宪法》默认的全国人大短会期理念会被全国人大当作缩短会期的宪法依据。

[24]其次指，代议机关在其直接为选区和选民排忧解难职能之外其他职能的健全。但若修宪者认为在代表兼职论和短会期制问题上尚存局限，时机并不成熟，那么只能转向第二个方案。